刘戡（1906年10月13日—1948年3月1日），字麟书，号三寿，湖南省桃源县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刘戡出身贫苦农家，1923年进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学习，翌年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历任军校教导团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参加过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九师第五十一团团长，翌年升为第九师第二十六旅旅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不久后再升任第八十三师师长。1933年参与长城抗战，后率部镇压“福建事变”。1934年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6年授陆军中将。全面抗战爆发后，率部北上冀晋，参与河北抗战及山西忻口会战。后调守晋南中条山，坚持抗日三年，晋升至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九十三军军长。期间曾奉命封锁陕甘宁边区，但也保护倾向进步的参谋长魏巍（白天）并默许其帮助八路军。1941年中条山会战失败后，被调至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任职，并入陆军大学学习。1944年参与豫中会战，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于龙门之役中歼敌颇众。1945年调任重庆卫戍副司令。同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任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1947年率部进攻陕北延安。1948年2月所部在宜川战役中被解放军全歼，3月于瓦子街自杀身亡，时年42岁。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1953年被台当局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

刘戡少年得志，生活作风正派，被称为国民党中“少有的'正人君子’”，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因在“围剿”战斗中右眼负伤被摘除，配装假眼，故有“独眼龙将军”之称。

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10月13日），刘戡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桃花源镇膏田村一个贫苦农家（关于他的生年，也有1907年10月23日的说法，但没有得到广泛的采用）。刘戡幼年时，家境虽然贫寒，但他祖父刘景范嗜好诗文，有时以卖字画贴补家用。刘戡的父亲刘运焘从小受到其父的熏陶，勤奋好学，擅写文章，并与同乡宋教仁私交很好。当时，全国各地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各省先后出现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秘密会社组织，风声所播，遐迩瞩目。宋教仁、黄兴倡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浪潮很快流传到桃源县境内。刘戡的父亲刘运焘颇受影响，跟随宋教仁从事民主革命宣传活动，并致力于法学等学科的研究。

刘戡幼年时，在祖父、父亲的教育下，入私熟读“四书五经”以及其他一些“立身涉世”和讲圣贤之道的古书籍，并据此评价事物的臧否，视“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四经八德”为人世经世之准绳。

民国六年（1917年），刘戡的家庭发生变故，他的父亲和母亲游氏相继去世。旁系亲属中只有孀居的姑母穆淑本，而他自己年幼不能自立，穆淑本很深明礼义，兄嫂下世后，她挑起了抚养侄子的义务。这样，刘戡到民国八年（1919年）才进了桃源小学，民国十一年（1922年）又在姑母的资助下进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不久，转入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以期“工商救国”。但是，统治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不仅控制物价，钳制舆论，对教育界也严重摧残，张敬尧的军队占据各学校后，常常毁坏房屋器具，甚至将图书当柴烧，拿仪器耍把戏，终日喧哗，学校不能开课；刘戡所在的高等工业学校也难逃厄运。他对前途感到迷惘。

民国十二年（1923年）12月，刘戡南下至广州，考入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部长程潜）陆军讲武学校学习。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随该校学生升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第一期学生第六队。在校期间，刘戡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12月（一说1925年2月肄业），第一期学生在黄埔全部毕业，刘戡被分配到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第六连，任少尉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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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教导一、二团奉令发起第一次东征，攻打陈炯明，刘戡参加了战斗。在攻打淡水县城时，他奋勇冲杀，初露锋芒，被提升为第二团第六连少尉排长。6月，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发动叛乱，刘戡随军平叛，因功晋升为第六连上尉连长，不久后升为第二营上尉副营长。

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刘戡升任教导团第二团第二营上尉副营长。他随军参加北伐战争，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进攻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重兵据点乐化车站时，刘戡所部与北洋军鏖战几个小时，负伤后奉命退出前线。11月，他以原职晋升少校。北伐军克复福建以后，刘戡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升为教导团第二营（一说第三营）营长，并率部进入浙江，旋即转向江苏，参加会攻南京之战。4月，上海、南京相继克复后，北伐军渡江继续向退至安徽北部、苏北地区和山东南部的北洋军阀进攻。在上海、龙潭、和县、临沂、蚌埠、徐州战役中，刘戡率部长驱克敌，战功卓著，特别是在徐州战役中，刘戡营毙敌甚众。他两次负伤，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9月，他晋升中校。不久，第二营奉命守备徐州。此时，他就国民党改编部队等问题向国民党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因其所见“颇为中肯”，且有一定远见，于12月被晋升为教导团第二团团附。

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在部队编遣后，刘戡任缩编后的第一集团军陆军第九师（师长蒋鼎文）第二十六旅第五十一团团附。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刘戡随军参加蒋桂战争。数月后，蒋冯战争爆发，刘戡部受命兵出豫西，继而转鄂北，侧击冯玉祥军于老河口，追至武胜关。12月，他又参加蒋唐战争，并于同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师第二十六旅步兵第五十一团上校团长。

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挥师东进，中原大战爆发。刘戡团随师部转战确山、襄阳一线，与阎锡山、冯玉祥军激战，继而又转移至陇海线。在陇海线的野鸡岗战斗中，刘戡的眼睛、肺部、喉咙等处均受重伤。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刘戡升任陆军第九师第二十六旅少将旅长。2月，刘戡第二十六旅赴江西参加“围剿”红军，在赣南与红军对峙。8月，被调为陆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二十八旅旅长，奉命至鄂北黄安、枣阳一带“围剿”工农红军。刘戡到达枣阳后，采取坚壁清野等措施，将当地民众和红军战士一起诬为“共党赤色分子”，一概格杀勿论。因此枣阳、黄安一带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在“围剿”战斗中，他的右眼被流弹射中，遂摘除，配装假眼，故有“独眼龙将军”之称。11月，刘戡升任陆军第八十三师中将师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在侵占热河之后，接着出兵察北，觊觎平津，中国守军在长城一线奋起抗击。3月，刘戡奉命率领第八十三师由湖北孝感北上，参加长城抗战，隶属于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麾下。

4月上旬，刘戡曾组织别动队，袭击古北口北关，给日军后方部队以沉重打击。当月中旬，别动队与日军游动部队发生激烈战斗，并曾将偏桥通往承德的汽车道破坏，多次断绝日军的物资接济。4月25日，刘戡率部接替黄杰第二师南天门阵地的防守任务。26日晨，接防刚刚完毕，日军又集中炮火向该师之431高地猛攻，防御工事全被击毁；继以步兵猛扑，第八十三师第四九七团与日军激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终于放弃了阵地。28日，日军又向中国军队南天门的371及425高地猛攻，第四九七团与日军终日鏖战，三位营长均负重伤，阵地工事完全被毁。是日晚，中国军队变换阵地，撤至南天门以南600公尺的预备阵地。5月10日，日军向中国军队的车头峪阵地进攻，刘戡指挥所部将其击退。11日，日军派出约五千人，用密集队形向中国军队发起夜袭，战斗至为激烈。第八十三师的第四九三团及补充团损失极大。再战之后，第四九四团团长魏巍受重伤，团附汪兴稼阵亡，士兵伤达三分之二。由于该师伤亡巨大，不得已撤至后方预备阵地。刘戡以第八十三师一昼夜遭到如此惨重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感到非常悲愤，曾企图拔手枪自杀，当即被参谋长符昭骞、作战科长吴宗泰二人抢夺了手枪，才未能实现。不久，刘戡奉命率第八十三师开往北平（今北京市），担任北平城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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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国民党承认了日军侵占热河的“合法性”。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刘戡所部被调往江西，参加对苏区和红军的“围剿”作战。在率部开赴前线途中，他突闻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将领联合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于是奉命改调福建进攻第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瓦解分化和军事进攻下失败，后被改编。此后，他又率第八十三师继续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13日，刘戡叙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11月，他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陈济棠等组成“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发动反蒋战争，史称“两广事变”。刘戡奉命率部挥师南下镇压。沿途所至，他一面以武力进攻，一面策动两广军阀回心转意，向蒋介石投诚。不久，李宗仁、白崇禧在刘戡等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下，被迫向蒋介石妥协，陈济棠下台。刘戡于该年7月获颁发四等宝鼎勋章。10月5日，晋任陆军中将。12月，“西安事变”发生，刘戡又率部参加围攻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戡率部自湖北广水开赴河北，支援第二十九军对日作战。10月，他率部驰援晋北，参加忻口战役。期间，刘戡所部浴血奋战，顽强抗击日军进攻，部队伤亡惨重，战后全师官兵仅能编为一个营，开赴平陆接收新兵，补充整训。不久后，他奉令调守晋南中条山，坚持抗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守卫此地的第一战区为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池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地进行游击战，与日军周旋。刘戡率部在中条山附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因他能以“军事推动政治，以政治发展经济”，动员所部开垦荒田，自给自足，颇受蒋介石赏识。同年3月（一说2月），刘戡升任陆军第九十三军中将军长，兼第八十三师师长。

国民党军队在“反共”“限共”方针的指导下，不断制造与八路军的摩擦事件，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刘戡第九十三军由于积极“反共”“限共”，军事力量受到极大限制，虽然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河川战役中击溃日军一个联队，并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8月荣升第八战区第十四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仍兼第九十三军军长），但他的游击根据地一步步缩小，兵力损失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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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日军第三十五师团、二十一师团及骑兵第四旅一部，分两路向孟县、济源猛攻，并以飞机滥炸。刘戡率第九十三军顽强抵抗，激战数小时，全军阵地被攻破，到5月12日以后，第十四集团军主力陷入日军重围，只好在中条山各山隘内各自为阵，独立战斗。日军自11日起进行南北篦梳扫荡，刘戡被迫突围，到20日突围至稷山。

在此之前，刘戡军部的参谋长魏巍倾向进步，拥护中共抗日的正确主张，并暗中以军用物资接济八路军。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魏巍扣住军部堵击晋豫边区游击队转移的作战方案，延期一天下达，使该游击队得以安全转移。不久，魏巍被军统特务告发，蒋介石、何应钦两次电令刘戡，要调魏巍去中央训练团受训（实际上是想伺机谋杀他）。刘戡基于惜才和未泯的正义感，一面电复蒋介石、何应钦“前线工作繁忙，不能离开，请求缓调”，一面把电文给魏巍，促使他暗中赴晋察冀边区的太行山，改名白天。正因如此，他受到蒋介石当面斥责，加上中条山会战的失败，导致其被剥夺兵权，转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主任胡宗南）任第十三学员总队总队长，兼任教官。由胡宗南暗中监视他。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刘戡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六期学习，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2月毕业。随后，他率第九十三军前往陕北前线，进攻陕甘宁边区。

自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4月起，由于第一战区主力对付共产党，豫中重地中牟、尉氏、郑县、洧川、长葛、广武泛区、荥阳等地相继失陷。接着，郏县、禹县、许昌也先后失陷。

为继续打击中国军队实力，日军占领陇海线上的重镇洛阳。5月4日，日军坦克部队向洛阳南方门户龙门进攻，并陆续增加兵力。5日，日军八千名步兵骑兵在战车一百多辆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同时发动进攻：一路攻击东龙门山；一路攻西龙门山；另一路渡过伊河进攻河西岸的各处中国军队阵地。此时，刘戡已接替牺牲的李家钰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6月6日至12月27日）。他下令各军全力抵抗，迫击炮曾予日军以重大杀伤，但终于不敌日军攻势，奉命转入卢氏县境。

日军在进攻龙门的同时，又分兵三路向西扑去：一路沿嵩卢公路，一路沿洛卢道路，一路沿陇海线，想彻底打乱中国军队退往豫西山地的部署。刘戡率兵利用灵宝、卢氏一带复杂的地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军在往来电报中称：“遭到有力敌军阻截，前进更加缓慢，甚至秦岭山脉的山路也被敌军占领。要突破该地，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时间也难奏效。”由于刘戡率部反击，进抵灵宝一带的日军被迅速击退，回到山西境内本部。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因日军向西南推进，蒋介石将刘戡调为重庆卫戍副司令（总司令刘峙），策划守卫重庆事宜，刘戡加紧部署，准备全力迎击日军的再度攻击，以护卫川、黔等后方各省。日军后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供应困难，无力前进，只好退兵。同月30日，刘戡被推选为军队特别党部代表，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20日，他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面下令自己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钢绞线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以受降为借口，向解放区“积极推进”。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刘戡出任整编第二十九军（前身为第三十七集团军）中将军长，驻防陕北，归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月，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秘密调动其在关中和晋南的嫡系部队，至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洛川至宜川一线，企图在三至六个月时间内解决陕甘宁边区，把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逐出西北。刘戡第二十九军奉命在洛川附近集结，到3月10日，计有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的第一三三旅（旅长刘子奇）、第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整编师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的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第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及整编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的第十二旅（旅长陈子干）、第四十八旅（旅长康庄）和第八十四旅（旅长张淇），共三个整编师七个旅集结完毕，随时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集结在宜川附近的第一军董钊部与第二十九军策应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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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刘戡部召集旅以上干部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刘戡第二十九军、董钊第一军组成左、右翼两个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包围歼灭陕北的解放军，占领延安以至整个边区。同月中旬，进攻延安的主力董钊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延安开进。19日，董钊军第九十师（师长陈武）进驻清凉山，所属各旅迅速占领清凉山以东地区。刘戡的左翼兵团也于同日到达延安以南地区。董钊、刘戡部占领的延安本是一座空城，但胡宗南却在3月20日的西安报纸上大肆吹嘘说：“我军攻克延安，打垮'共匪’两个旅。”

刘戡所部占领延安空城后，始终侦察不出解放军主力的动向，而自己军队的给养却又跟不上。这时，胡宗南从主观臆断出发，想抽调兵力开往豫西守备，遂将陕北的乱摊子完全交给刘戡负责，自己趁机溜回西安。

刘戡部在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损失惨重，后经过调整改编，第二十九军包括整编第二十七师和整编第九十师。刘戡率军部驻洛川，第二十七师除一部分兵力维护洛川至延安的交通外，主力也驻在洛川附近，整编第九十师全部集中在黄陵附近整训，准备随时向宜川或延安出击，以策应这些守备区的作战。刘戡虽屡遭挫折，但求胜心切，有一次他对陈子干说：“不打几个胜仗，到年底双方的力量就可能扯平，明年国军就会逐渐变成劣势，到后年局势就更困难了。”因此，他准备背水一战，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同年5月，刘戡任野战军（又称扫荡兵团）指挥官，对陕甘宁边区“扫荡”作战。8月，在沙家店战役中，他部下的两个旅被歼灭。10月，刘戡受撤职留任处分。

兵败身死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2月，正值旧历春节期间，刘戡脱身到西安过节。2月下旬，守备宜川的整编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部突被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部队包围，张汉初连电告急。刘戡急令整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部带一团和第四十七旅带两个团）和整编九十师（第五十三旅和第六十一旅共五个团一个营）约两万余人，于27日前往宜川解围。刘戡得此情报时，连军前会议都没召开，即给两个师下了命令，全军按二十七师、军部、九十师的次序，沿洛宜公路向宜川进发。刘戡告诉第九十师参谋长曾文思说：“这一次情况看来非常严重，一纵队虽然由英旺撤回宜川附近，但二纵队已经由禹门口渡河北进，他们张开老虎口让我们往里钻，你到前面去催部队迅速前进。”

当时，刘戡率军部和两个师两万多人拥挤在一条道路上，行进非常缓慢，一个小时走不了三、四里。2月27日下午，全军到达永乡附近宿营，有情报说在永乡东北方约五十华里的观亭附近发现有解放军的部队。第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为了尽快将此情报弄清报告刘戡，随即派一个轻装营前往观亭，进行武力搜索。该营突入观亭后果然发现解放军大队人马（第一纵队）。双方激战一阵后，此营折兵大半而回，王应尊据此向刘戡建议：先集中力量打观亭，然后由观亭前往解宜川之围。刘戡分析战况后，同意王应尊意见。当时，宜川城仍被围攻中，外围据点均已丧失；解放军主力集结在宜川附近；他还接到洛川专员打来的电话，得知解放军二纵队先头部队27日下午已经通过宜川西南一百二十里的孙家沟门北进。刘戡召集各师师长、参谋长开会，决定为解宜川之围，28日应进攻到宜川城附近，与守军第二十四旅取得联系，但当时来自南方的威协很大，如果行动迅速，可以避免右侧背遭受攻击。刘戡的参谋长刘振世打电话向西安请示，并要求28日多派飞机掩护，但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跳舞去了，只好由别人转达。刘戡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于28日沿公路向宜川前进，并下令：（一）第二十七师以第四十七旅全部沿公路北面的山梁向宜川前进，其余沿公路前进；（二）第九十师（欠第一五八团）以一个旅沿公路南侧山粱向宜川前进，其余沿公路在第二十七师后跟进；（三）军部率第一五八团在第九十师后面沿公路跟进；（四）限明日（28日）赶到宜川城。

2月28日拂晓前，第二十七、第九十两师根据刘戡的命令沿公路及两侧高地向宜川前进。前进途中，遭到解放军的围攻，公路上拥挤起来，乱作一团。入夜，天气突变，风雪交加，不久雪积盈寸，刘戡部行动困难，攻击部队久停山腰，进退维谷。刘戡见状，立即划分了作战地区和任务，规定公路以北归第二十七师担任，以南归第九十师负责。刘戡部署完毕不久，据报后方瓦子街出现解放军主力部队。正面攻击受挫，后方瓦子街已被截断，刘戡部全部处于不利地位。刘戡分析处境后，欲在公路南侧尚未发现情况之前，当即向黄龙山撤退，变内线为外线，以解宜川之围。但由于全军被围，军心涣散，乱作一团，解放军又在四周发起总攻，刘戡发现自己被包围。到2月29日，经过近一天的激战，刘戡部两个整编师已精疲力尽，机动部队基本上丧失殆尽，剩下的只有第九十师直属特务连、一个独立营、一个工兵营共九个连，还有师迫击炮营和一个配属的120毫米化学迫击炮连；军部一个特务营，以及第二十七师的直属部队和各旅的直属部队，全军力量已经损失了近二分之一。

刘戡深感已穷途末路，在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上，提出突围，但自己又不敢负责，结果争论很长时间，定不下来。

3月1日拂晓，公路南侧大粱上第六十一旅和小粱子第五十三旅的正面，公路北面第一五八团、第三十一旅和第四十七旅的正面都遭到解放军的猛烈进攻。刘戡下令拚死抵抗，勉强守住了阵地。10时，刘振世、王应尊传达了刘戡的决定：师以上指挥官对胡宗南长官负责，坚持到黄昏以后，抛弃行李辎重，集中可以机动的兵力，以第二十七师来援的一个团向瓦子街北侧高地进攻为策应，尽全力向西突围。

这一天，胡宗南应刘戡电告，派遣了大批飞机来瓦子街助战，从早上8时起没有间断。但此时，刘戡全军被围在核心，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全力进攻，第五十三旅旅长韩指针、第一五八团团长何怡新、第一八一团团长吴汝熙先后被击毙或逃走；公路北面第三十一旅的阵地渐渐地从半山坡上垮了下来，第四十七旅的阵地也保不住了。刘戡接二连三地传达团以上高级军官“杀身成仁”的命令，同时传达胡宗南指示战机的电报：“已令鲁（崇义）兵团星夜驰援，望兄等激励将士，苦力撑持，以建不世勋猷。”但在解放军的合力围攻下，刘戡突围的计划宣告破产，现有阵地一个个失陷。

3月1日下午1时，刘戡周围的阵地第三十一旅、第四十七旅、第五十旅相继垮了下来。眼见解放军要冲进来了，刘戡在乙庄寨子里见突围无望，为了报效蒋介石，几次要举枪自杀，都被刘振世夺了手枪。逃出寨子后，跳下土坎时，刘戡见刘振世跳到自己前面，于是拾了一颗手榴弹自炸而死，终年42岁（一说以手枪自杀）。至此，整编第二十九军全部被歼。关于刘戡死前的言行，还有另一种说法：在军队即将被歼灭之际，刘戡取出怀中日记，急草家书称：“玉洁妻贤：军已被围，即将被歼”，“盛容、盛公两儿，甚望能继我遗志，报效领袖。盛礼、盛明两女，可导之志习医护，服务人群。伯父姑母顾复之恩，此世已无由报答，此愆此罪，但愿儿女代赎之。永诀矣！生能碎骨心方苾，死不逢亲血也香。务望节哀，奉志抚幼为是”。又在致堂弟刘育咸的遗书中说：“我决以身殉国，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领袖，我死之后，谨以二事相托：一、子女四人，均未成立，望弟协助尔嫂抚育成人，盛容、盛公成人后，必须继续吾志，服从领袖，尽忠国家，不与'匪党’共戴一天。二、天禄中学，是我第二生命，我死之后，吾弟须尽力维持此校，毋使中断。我家中所存图书，一概移赠天禄，以作纪念”，“弟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幸勿堕志，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勉之，勉之”，“别矣，别矣，来生再见。戡绝笔”。书毕，刘戡取出军人手册及蒋介石肖像，撮出一团雪，将手册、肖像放在其中，然后整衣肃立三鞠躬。突然，他命令卫士说：“去请参谋长。”待到卫士离去后，刘戡拉开手榴弹自戕毙命。

宜川瓦子街战役结束后，解放军电台广播说：刘戡和第九十师师长严明的尸体已经装殓，特给你们运至某地，希望胡宗南派人接运。胡宗南把刘戡的尸体运到西安，为他开了追悼会。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17日，国民政府追赠刘戡为陆军上将。1953年，台湾当局又追晋他为陆军二级上将。

刘戡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与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至南天门一线，英勇抗击日军进攻达两个月之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编入卫立煌第十四军战斗序列，参加忻口战役。次年在晋南中条山进行游击，坚持抗日长达三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于河川之役歼日寇一个联队。民国三十年（1941年）夏，于晋东南进行反扫荡作战。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豫中会战的龙门之役中，他歼敌颇众，并于李家钰殉国后一度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2月率第十四军入川，翌年（1945年）1月任重庆卫戍副总司令，奉命保卫重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刘戡在家乡湖南省桃源县白灵乡膏田坪捐资创办了天禄小学（“天禄”一名据汉朝刘向校书天禄阁的典故，该校即湖南省常德市桃花源风景名胜区第一中学前身）。由刘戡自任校长兼校董，委派秘书杨宪章（刘戡的中学同学）代理校长。天禄小学是一所完全小学，办得出色。据《桃源县教育志》记载：天禄小学师资、设备在当时全县小学中是较好的，教师教学踏实，学生成绩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学校第一班三十二名高级毕业生去长沙投考，分别被湖南省立第一中、三中、明德、岳云、兑泽等学校的初中录取，无一人落第。

天禄小学办学成功后，杨宪章建议刘戡开办初级中学。刘戡极表赞同，随即返乡主事，并将其私产两百亩田地作为办中学的基金。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桃源县私立天禄初级中学建立（因小学名声大，仍保留了小学，称为小学部），仍由杨宪章代理校长。天禄中学的学风、校风良好，学生成绩也优异，培养出了作家钟涛（符宗涛，原天禄中学初四班学生）等人才。为了鼓励学生发奋学习，学校设立了“麟书（刘戡的字）奖学金”，以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学校还注意对学生的抗日爱国教育，同学们抗日爱国思想也十分活跃，成立了“精忠报国”“还我河山”“岳飞学社”等学术团体。尤其学校组织了近百名师生参加的“前锋剧团”，到处演唱抗日爱国歌曲和文明戏，有时杨宪章亲自带队演出，深受群众欢迎。

天禄中学在群众中享有很好的声誉，慕名来校的考生，一期比一期多，有石门、慈利、大庸、常德、汉寿等外县的学生，群众誉“天禄”为“伯仲”。刘戡本人也以创办该校为荣，在自杀前给堂弟的遗书中，他曾称天禄中学“是我第二生命”，要求堂弟“须尽力维持此校，毋使中断”，并将自己家中存书“一概移赠天禄”。

蒋介石得知宜瓦惨败后，惊呼“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无意义之牺牲。良将（指刘戡）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

刘戡阵亡后，战场上流传着一对对联：“刘戡戡乱未戡身先死，徐保保鸡未保一命亡。”

刘戡的部下、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曾为刘戡兵败一事辩白道：“（西安）绥署参谋长以肯定的语气说：'第二十七师的意见都对，为什么刘戡不这样做？’其实，哪里是刘戡不这样做，刘戡三番五次地打电话给他，他还在公馆里请客、吃酒、打牌，置若罔闻呢！刘戡死了，就把责任完全推在刘戡身上。真是岂有此理！”

宜川战役期间任国民党战地视察第十组少将组长的贺钺芳回忆道：“刘戡部被歼，胡宗南内部互相埋怨，推诿责任。西安绥署方面认为……刘戡柔弱寡断，未能适应战机果断指挥。”

曾任第九十三军新八师司令部任秘书的冯光辉说：“（刘戡）毕业后从军，从班长步步高升，少年得志，刚愎自用。当时他40岁出头，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平素常戴一副墨镜，因有一只眼被打伤，配一只假眼。他生活作风正派，不嫖不赌，不纳妾，烟酒不沾，为国民党中少有的'正人君子’。蒋介石对他亦很器重，当面都称他为'麟书兄’。”

刘戡的祖父刘景范嗜好诗文；父亲刘运焘，与同乡宋教仁交好，曾从事民主革命宣传，并进行法学等学科研究。

刘戡的堂兄刘铭，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堂弟名为刘育咸。

刘戡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11月遵姑母命与曾玉洁结婚，婚后由于刘戡常在军旅，二人书信往来不断。他们育有子女四人，其中两个儿子分别为刘盛容、刘盛公。刘戡自杀后，曾玉洁携子女去了台湾。

198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60年之际，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军政元老及其第一期学员以“黄埔建国文集编纂委员会主编”名义哈尔滨预应力钢绞线价格，出版了60周年纪念刊《黄埔军魂》。由台湾《传记文学》编辑部专门组织编写部分第一期生传记34篇，该书最后还刊载了代表台湾官方观点的各次战役“英雄姓名表”，其中刘戡被列为台当局认为的“戡乱战役殉国英雄姓名”中。